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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屠杀 从马来亚大屠杀到新加坡肃清大屠杀 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来源:国讯网发布时间2022-02-25 03:26:35编辑:游侠 手机阅读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中共重大项目宣传部八集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将于今晚23:00在东方卫视播出第五集《万难归来》。这一集的导演朱带来了这一集背后的创意故事。

拥有美丽海岸线的东南亚一年四季都挤满了游客。然而,二战期间这里曾经发生的血泪事件,却葬送在历史的海洋中,很少有人提及。当我在英国审判中第一次拿到东南亚华侨大屠杀的主题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研究公元前级审判的专家并不多,专注于马来半岛大屠杀、香港的日本占领史和战后审判的研究人员也屈指可数,更难找到东南亚大屠杀的目击者和后裔。如果没有专家研究员对整部影片进行检查并提供拍摄线索,恐怕很难完成这样一部需要真实细节和严谨史实的影片。看了相关史料,才知道日军在东南亚策划的针对华侨的大屠杀是极其残忍的,其目标是毫无反抗之力的当地平民。仅在新加坡,就有5万多名中国平民被日军杀害。但是对于东南亚华侨惨案的认知并不高,这让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带领电影揭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研究者。

新加坡清理大屠杀所在地班戈海滩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电话给我指明了方向。电话那头,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王璇老师说,刚刚有一位研究新加坡大屠杀的专家来看过她。她是新加坡华人,祖父是日本在马来半岛大屠杀的受害者。

所以我马上给那个叫林少彬的专家打了电话。林老师用略低的声音告诉我,他爷爷遇害时才三十出头。当时,他和几个仁人志士在马来半岛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大众报》,以抗日战争的名义,在无人居住的马六甲岛上被日军残忍杀害,尸体被抛入井中消失。正是因为祖父的悲剧,他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和数据验证工作。从马来亚大屠杀到消除新加坡大屠杀,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决心一查到底。我觉得有希望,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

马来半岛大屠杀遇难者后代访谈

消灭大屠杀研究员林少彬

无独有偶,在网上查资料时得知,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信信从1975年开始,每年都要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找二战期间东南亚地区遇难者的资料,祭拜当地的屠杀纪念碑和遇难者墓碑,近40多年来几乎走遍了马来半岛。一方面,高岛教授的坚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我想得到他在研究方面的帮助。我希望在电影中采访这位78岁的日本教授,但我很难从各种渠道找到联系方式。我去拜访林老师的时候,听说了我的面试需求,他笑了。“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了。我刚刚和高岛教授发了一封邮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突然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贵人”。在林少彬先生的介绍下,高岛教授很快回复了邮件。8月中旬,他将再次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看望遇难者的后代。在此期间,将在新加坡举行听证会,以消除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观众都是在网上报名的日本各界人士,对消除大屠杀几乎一无所知。为了从第一视角记录听力,我反复联系了其他几个被试和面试官,来回走了好几次。最后,我把拍摄时间定在了8月中旬的新加坡。八月,在新加坡烈日炎炎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会场——距离唐人街不远的怡和之家。我一进入会场,就看到了已经很忙的林少彬先生。他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新加坡华侨领袖的聚集地,怡和洋行是南洋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是这里的主席,所以在这里举行听证会很有意义。很快,高岛信信教授一行,听证会的主旨发言人,大屠杀遇难者的后代沈奶奶,以及她的家人也到了。

摄制组和高岛信信教授一行在听证会现场前合影

听证会在充满自省但又不乏温情的复杂气氛中进行。参与者描述了平静和安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跨境听证会。有很多细节深深打动了我。比如沈奶奶拿着一张五口之家的黑白照片,流着泪说:“这是我们五口之家的最后一张照片”,“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和平”;高岛教授的爱人高岛道女士站起来哽咽着说:“7岁女孩的经历太痛苦了。希望把这些带回日本,让更多的日本人听到”;从日本来到新加坡发展的歌手中川由纪子红着眼睛回忆说,40多年前她刚到新加坡时,连出租车司机都因为日本人冷漠的眼神拒绝开车送她...

大屠杀遇难者的后代和高岛新一教授

在新加坡大屠杀听证会上,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教授在谈到自己40多年来坚持寻找证据并带回日本的原因时表示:“日本在战后对亚洲仍有明显的歧视,这种偏见也存在于这种对屠杀历史的研究中。所以我觉得应该调查当时的历史,一定要调查到底。”虽然文字简单,但它们的坚定深深打动了我。林少彬教授和高岛教授还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多年来在日本国家图书馆发掘的珍贵档案,包括被日军列为“极密”的档案、《华侨对策》和日军官方战场日记《阵中日记》。这也是中国首次披露这些珍贵档案,揭示了日军一手策划消灭大屠杀的动机和过程。

导演朱和正在研究有关新加坡大屠杀的资料

与大屠杀的明确目标相比,日本在中国香港的大屠杀更不人道。男女老少都成了日本屠刀的死魂。从1941年12月25日驻香港英军向日军投降的“黑色圣诞节”,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的“三年零八个月”,都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如此熟悉的土地,有着如此黑暗的血染历史。了解得越深,以纪录片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就越有意义。当时的香港,有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旅,是日本统治时期香港唯一的抗日武装。为了寻找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兵,我联系了导演纪录片《香港大沦陷》并出版同名书籍的历史研究者刘深。他深入研究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史,同时与港九独立大队的后人保持交流。在他的推荐下,我找到了林震,一个7岁就加入港九独立大队,成为“小鬼”通讯员的老师。她也是日本在香港暴行的见证人,享年84岁。面试当天,林震先生背着背包,穿着跑鞋,看上去精神饱满。采访中,林先生提到港九旅的抗日历史充满激情。然而,当他提到日军在日本占领期间在香港犯下的残暴罪行时,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当他说起妹妹被日军殴打的经历时,他更加心疼,放声大哭。“他们让我妈妈用毛巾把我妹妹的头包起来,然后把那把又大又长的刀套在我妹妹的脖子上。当时姐姐的衣服都砸了,胳膊粗得跟腿一样,打了一上午。”日军在她们姐妹身上刻下的伤疤深深打动了我。

采访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兵林震

在研究香港战后审判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为了报复东江纵队的抗日战争,日军还在大屿山梅窝制造了“银矿湾惨案”,杀害无辜村民,并在附近村庄实施纵火、虐待、强奸等暴行。这场悲剧也成为1946年香港战后的第一次审判。为此,我找到了刘树勇教授,他致力于研究香港历史和审判,出版了许多关于香港历史的书籍,并指导出版了《日本在香港的战争罪行》第一卷和第二卷。刘焦寿已近八十岁,但他对历史研究仍然充满热情。除了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庭审材料和庭审照片外,他还为我们提供了还原“银矿湾惨案”的拍摄线索——为数不多的仍健在、记忆清晰的惨案幸存者。

《日本在香港的战争罪行》一书详细记载

“大屿山银矿湾惨案”始末及相关庭审记录

虽然从文字中已经知道日军的悲惨暴行,但当他们听到目击者用微微颤抖的声音描述情况,看到他们的沟壑和脸上流淌着对暴行的愤怒和恐惧时,他们仍然在颤抖。影像的力量让战争似乎近在咫尺。

大屿山银矿悲剧目击者口述历史

我还记得晚上在新加波发生的枪击事件,当时参与发掘遇难者遗体的老人胡振华和家人蹲下来,整齐地摆放烛台和祭品,点起一长排蜡烛,庄严地踏上台阶献花。严肃而威严的表情包含了太多难以形容的情绪。

胡老的家人在纪念碑前点燃蜡烛,向逝者致敬

采访中经历的感人瞬间,无论是见证人含泪回忆往事,还是研究者研究历史、挖掘证据数十年,都让我觉得,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有责任让这些口述历史和珍贵档案不被历史的洪流吞噬,让它们更深更远,让更多人知道。当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一点一点铺开,我感受到澎湃的力量如涓涓细流流入大海,这才是推动人类前进的真正力量,也是最深层次的力量。

今晚23点

《亚太战争审判》第五集《万难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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